晨光微露，雨后的空气清冽如洗。沈砚舟没有走。影刃的人退去后，他站在医院后院的梧桐树下，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久久未动。阿玲端着一碗热粥走来，轻轻放在石桌上。“不走了？”她问，语气像在问“今天天气不错”。“暂时不走。”他坐下，接过粥碗，“他们还会来。”“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她坐在对面，托着下巴，“反正医院空房多，你又不是第一个赖着不走的病人。”他抬眼：“你不怕我连累你？”“怕啊。”她笑，“可我更怕你走后，某天在新闻里看到‘无名男子死于街头’，而我知道，我本可以多留你一天。”他低头喝粥，没再说话。从那天起，沈砚舟正式“暂居”仁济医院。名义上是“康复观察病人”，实际已无病历记录。院长是个年过六旬的老医生，戴一副圆框眼镜，看人时总带着几分洞察的笑意。“小林，你带回来的那位先生……”院长某日叫住阿玲。“他叫沈言。”她纠正。“沈言。”院长点头，“他眼神太沉，不像普通人。你小心些。”“我知道。”她轻声，“可他眼底有光，只是被埋得太深。”院长叹气：“你这孩子，总想救那些不愿被救的人。”“可他们值得。”阿玲望着走廊尽头，“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沈砚舟听见了这段对话。他站在走廊拐角，手扶着墙，第一次觉得，这身白墙绿漆的医院，竟比任何一座金碧辉煌的督军府，更像“家”。日子一天天过去。沈砚舟的伤势渐愈，肩上的伤口结了痂，只留下一道暗红的疤痕。他不再整日藏身角落，开始在医院里走动。他看见阿玲清晨为老年病人喂饭，一勺一勺，耐心如对孩童；
他看见她在暴雨夜独自值班，为难产的妇人守了整夜，天亮时才靠在椅子上睡着；他看见她蹲在后院墙角，为一只被车撞伤的流浪猫包扎腿脚，轻声说：“别怕，姐姐在。”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强大”。不是刀光剑影中的杀伐决断，而是在琐碎与疲惫中，依然选择温柔。某日清晨，他主动帮她整理药车。“你动作很熟。”她惊讶。“暗卫训练中，有医疗应急课程。”他淡淡道。“原来如此。”她笑，“那以后你帮我分药？”“好。”他们并肩站在药房里，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药瓶上，折射出细碎的光。他分药，她记录，偶尔眼神交汇，便轻轻一笑。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没有刺杀，没有追杀，没有仇恨。只有药香，和她发梢淡淡的皂角味。
夜班室里，台灯昏黄。阿玲坐在桌前写护理记录，沈砚舟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你睡不着？”她问。“习惯了。”他睁眼，“以前在北方，每晚都要听风声，判断有没有人靠近。”“现在呢？”“现在……”他看向她，“听你写字的声音，反而能睡着。”她笑了，笔尖顿了顿：“那我以后多写点。”他沉默片刻，忽然说：“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大宅院里。有棵老槐树，夏天开满白花。我娘常在树下教我读书。”阿玲停下笔，轻声问：“后来呢？”“后来……宅院烧了，槐树死了，娘也死了。”他语气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她没再问。只是起身，倒了杯热茶递给他。“你知道吗？”她轻声说，“我小时候，最怕打雷。每到雷雨夜，奶奶就把我搂在怀里，说‘别怕，雷公是天上的鼓手，他在打鼓呢’。”沈砚舟看着她，忽然笑了。那是他三年来，第一次真正地笑。不是冷笑，不是讥讽，而是——发自内心的，温暖的笑。“你奶奶真有趣。”他说。“她还说，”阿玲眨眨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种子，只要有人浇一瓢水，它就会发芽。”他低头看茶杯里漂浮的茶叶，轻声说：“也许……你已经浇过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