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胜算，美国需要先估测出对方的实力来制定最有胜算的方案，可是中国的保密工作实在太出色了，人种不同更是让美国间谍的渗透难度大大增加，如果之前没有排华，美国还能指望二鬼子，但是现在后悔也晚了，只能另想别的办法。
巴拿马危机爆发之后，当时还不是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认为有了摸底的机会而极力主战，可是那时还在的总统麦金莱却担心打起来收不住变成全面战争、再加上英国又介入干预，最后美军主动撤离。什么都没试出来。等到西奥多·罗斯福如愿当上总统，中美矛盾已经愈发尖锐，随便一个小摩擦都可能引发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这下就连西奥多·罗斯福也难下决心了，毕竟在并不了解敌情的状况下挑起全面战争，那就等于是赌国运了，中国的压力再大，毕竟还没逼到这个份上。
而且这几年里西方军事科技、特别是海军科技取得了很多重大突破，先将这些科技成果消化了、转变成实打实的军事实力，对美国来说，无疑是更加明智的选择......
由于蝴蝶效应的影响，这个时空的很多关键发明都比历史上出现得更早，受到冲击最大的海军领域尤其如此，比如热动力鱼雷历史上直到1904年才由美国人e·w·布里斯发明，这个时空却提前了整整两年。因为在主力舰短期内无法与中国海军抗衡的现状下，提升鱼雷的射程令其更加实用，无疑是对抗当时严重缺乏辅助舰的中国海军的一个奇招。
不过李晖对此早有预料，因此在圣人级战巡入役之后，“侠客岛出产”的下一批军舰竟然没有哪怕一艘主力舰，而全部都是一款新型的5000吨级巡洋舰，并且还以几乎是一年下水一批的惊人速度连续“建造”了四批共20艘（另外还造了12艘至少是万吨级的非战斗舰船）。有了这20艘轻巡洋舰，中国海军的舰种终于补齐了短板和漏洞，令美国海军根本就找不到空子可钻。
美国人开辟的另外一条捷径则是潜艇，历史上长期怀才不遇、最后郁郁而终的“现代潜艇之父”约翰·菲利普·霍兰因此早早地就受到了美国海军部的重视，从而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设计才华，以更快的速度将潜艇这种新式武器实用化。
但美国人不知道的是，中国的作战用潜艇虽然出现得稍晚一些，但性能上却比霍兰研制的更加出色，由于有系统科技和优化功能的支持，李晖亲自设计的这款潜艇性能甚至比历史上一战后期的德国潜艇都要出色，完全具备了投入实战的条件，这是美国那些试验性潜艇所望尘莫及的。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声呐等反潜技术同样达到了一战末期的世界先进水平，在驱逐舰还是个新兴舰种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海军就已经将对付水下的敌人定为其最主要的目标，原来的雷击任务则退居次席。虽然反潜技术再先进也不能完全消除潜艇的威胁，却已经足以保证令敌人的潜艇战策略得不偿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几大海军造船厂都卯足了全力，几乎每年都有超过20艘驱逐舰下水，有这么多的数量，再算上质量的优势，即使英国皇家海军都有所不及。
由于潜艇航速较慢的天然缺陷，一般来说是无法对大舰队构成实质性威胁的，其威慑力主要体现在破交上，一旦交换比很不划算的话，这种策略就失去了继续坚持的价值。就算勉强坚持，最后先被拖垮的也只会是敌人，李晖对此还求之不得呢！
此外，鱼雷艇、巡逻炮艇等小型舰艇也都得到了升级和补充，令中国海军的阵容愈发无懈可击。
由于这么多辅助舰船加入现役，尽管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中国海军没有添置哪怕一艘主力舰，但其整体实力仍然有了大幅的增强，只要不犯疏忽大意的错误，就不怕会阴沟翻船。
但即使如此，中国海军还是难以避免地从世界第一的宝座上滑落了下来，没办法，就算圣人级战巡刚服役的时候再怎么先进，七年过去之后也难免有些落伍了，要知道这些年里世界上主力舰的一些关键技术同样取得了重大突破。而主力舰的阵容不够强大，仅仅是辅助舰得到了加强，那可是撑不住场子的啊！
首先取得突破的是动力系统，由于获得了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帕森斯公司对于蒸汽轮机的研究进度大大加快，早在几年前就设计出了可供2万吨级巨舰使用的超大功率蒸汽轮机引擎。与传统的往复式蒸汽机相比，蒸汽轮机不但热效率更高、功率也能造得更大，而且（同功率时）体积也相对较小，用作军舰动力的话，可以腾出更多的载重与空间，这也就意味着军舰可以采用更大口径的火炮、更厚（或者是防护面积更大）的装甲或者装载更多的燃煤、弹药和其他补给。
而英国的火炮设计师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也终于解决了提升大口径火炮射速的难题，并成功地研制出了最大射速超过1发/分的12英寸巨炮。
虽然就单位时间内的弹药投射量来说，这款英制舰炮还没赶上圣人级战列巡洋舰的主炮，但更大的口径和弹重却带来了射程上的巨大优势，而舰炮火控系统的出现则让这一优势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其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舰炮的最大射速。
原因很简单，有了火控系统之后，军舰的交战距离会比之前远得多，主力舰之间的对轰往往在相距十几公里开外就已经开始，如果舰炮射程不如对方，肯定会被其利用这一优势远距离白白吊打，那可就太悲剧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