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村里的人员现状，亚历山大神父也一直有担忧。
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零散召集来的。因为这边村落的规模本来就不大。自然形成的聚落，经常只有几户人家。就算一起逃亡，投奔这里，也算不上多大的组织，很容易就能融合进新的集体里。
但是，也有一些人，是诏安来的“自由人”武装流民团伙——其实就是土匪。他们的组织，大部分也很小，偶尔有规模比较大的，也被上级先打散了。不过神父对这些人还是不放心，觉得他们肯定都有前科，因此一直盯着这帮人。
团伙前成员则辩解说，自己早就洗手不干了。而且要是认真去查的话，这片大地上，就没有干净的人。
其他人一般喜欢宣称，自己是老实巴交的农夫，一直在村落里定居，每天就是老老实实地种地过日子。但想想都知道，怎么可能是真的。
这种几乎没有管理的地方，唯一有意义的法律，就是村民之间默认的公约。但凡想想都知道，这种粗疏的规则，肯定不会保护外来人。在村子内部，都未必会公平。
因为种田所得往往不足以生活，所以农民也普遍会做一些副业。村社里，有时会组织大家做点手工产品，或者跑跑商——当然，这些业余工作里，也包括一些来钱很快，但是按照罗马法律，不太合适的部分。
村落之间如果没有冲突，也不是因为他们畏惧法律，而是因为离得太远了，或者互相都消灭不了对方。要是其中一方明显更强大，或者遇到势单力薄的群体——比如防备不足的商队，那大家也肯定会想要做些什么的。
这些农民，根本不是什么淳朴老实的人，相反，他们都狡猾得很。很多时候，反而是那些不够强大也不够滑头，应付不了各路头领的人，才会被迫逃出领地和村社，去当“自由人”。
而他们这边，其实也不是单纯的强盗。这都不是道德的问题了，而是以这里的贫瘠程度，就不可能养得起专业的脱产强盗团伙。
因此，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这些所谓匪帮，其实也是在捕鱼、放牧、打猎，当然也会种地。不过，因为他们更喜欢占据河滩草地之类的地方，所以也经常参加贸易。可能这部分份额，会比普通农民高一些。
而既然贸易，就免不了会互相动武的过程，因为商人更不是什么良善群体。敢在这片大地跑商的，都是有背景、有实力的狠人。
他们确实会觊觎商队，乃至被其他大匪帮邀请，尝试拦路打劫。但有时候，商队也会打劫他们。像威尼斯人经营的商队，在各地都吃得开，就经常顺手把他们老巢端了，把匪帮成员都抓走，卖到别处去。
当自由人的代价，就是什么都得自己负责。他们不是合法公民，就算被人杀死或者掳走，也没有人管。王公和波雅尔们甚至巴不得他们赶紧死，免得惹麻烦。因此，这种商队，也会得到默许。
他们会通过商会掌握的合法路线，沿河北上去诺夫哥罗德，或者向西北前往克拉科夫，在那里的大市场上，把抓来的人当做奴隶卖掉。毕竟，哪怕一穷二白，人本身也还是值一点钱的。
所以，不管名义上叫农民，商人还是匪帮，他们做的事情，其实都差不多。都是完成一些本业，然后顺手抢点东西。无非是大部分农民被村社约束，活动范围偏小，不如他们专业，而他们又不如商人专业罢了。
大家的境遇，其实也差不多苦。虽然最初，帮派里大部分人，都是受不了贵族的压榨和村社头人的束缚，跑出来讨生活的。但匪帮内部，也很快形成了三六九等。那些大帮派的头领，才能过上好点的日子，其他人实际上也不怎么样。
他们自己，就是觉得这种生活过于没保证，但又不想回去给贵族老爷当奴仆，所以一直很纠结。后来听说这边招人，就果断跑过来投奔了。
那些真正意义上的顽固匪徒，确实也存在。但这些“职业选手”，追求的是完全的自由，拒绝接受任何组织的领导，也不和官府进行合作。
这种思想，在这片大地其实由来已久，已经近乎一种宗教信仰了。而他们这些人，本质上还是想过日子的人，只是希望在这片残酷的大地上，能找个更好的工作来糊口。因此，两边就不是同一类人，人家也不屑于伪装进他们这边来混饭吃，甚至最鄙视的就是他们这种“背叛信仰”的人，不会再有什么往来了。
不过，对于他们这些话，亚历山大神父不置可否。他私下里不止一次对杨士官等人提醒，说这些人的陈述里，大概只有一小部分是可信的，那就是匪帮的日子并不好过，甚至可以说非常严酷——所以，这帮能活下来，还能跑来投奔的家伙，也一样是非常狡猾的人。不能因为装得可怜，就放松警惕。
而且，神父总是怀疑，这些人会勾结其他土匪，袭击这里。村里虽然有正规军驻军，但他们的主要工作，还是率领众人施工。尤其是后面，工作量越来越大，大家天天累得半死。作为骨干的军团士兵，更是出门就去干活、回来吃个东西就睡觉，没有什么多余精力。这种情况下，营地的安全，就必须多加考虑了。
但整个开拓区，人手都不够用，上头也调不出更多人了。没办法，神父只能不断要求士兵们要进行轮休，保持警戒。但他们确实忙不过来，所以另一边，神父又专门挑选了几个可靠也机警的人，帮自己进行管理和监控的工作。
大部分村民都觉得他多事，但神父找了个很好的理由。
村里的人，不管之前是逃难的农民，还是诏安的自由人，都是一路跑过来的。所以，在这些人里，男人远多于女人，而且大部分都是青壮年。因此，神父就说，要严格监督他们的生活，防止他们犯下索多玛与蛾摩拉一般的罪行。
他以此为借口，时不时就去抽查可疑人员，监控他们的行踪，检查他们的私人财物是否突然变化。大家虽然觉得麻烦，但是传统上来说，这确实是教会的工作。所以，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此外，亚历山大神父还严抓纪律，制定了一些规则，要求大家都得遵守。从每天几点睡几点起，到村里的卫生习惯，事无巨细都要管。
村里的部分成员，尤其是前“自由人”，之前都和商队打过交道，而且很羡慕他们，因为大商队才是这里武力最强、财富最雄厚的组织。一些人也受过商队雇佣，会模仿商队成员的行为，试图证明自己能跟人家混在一起。
本地的商队成员喜欢互相称为“达瓦里希”。这个词源自突厥语，意思就是商队里的伙伴。在草原上，商队是各大部落的重要财富来源。运送货物的任务，既重要，也有很大风险。因此，商队的成员之间，往往都有着过命的交情，让这个词有了额外的含义。当地人也学会了这个说法，用来彼此称呼。
在亚历山大神父看来，这个词过于匪里匪气，会影响营地的风气。作为替代，他提倡学习罗马人的习惯称呼。
在罗马军队里，十个人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他们住一个帐篷，在一起吃饭。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就一直如此。
拉丁语里，这种营帐队，叫“contubernium”，就是住房、帐篷的衍生词。到希腊时代，这个词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营帐队的成员，互相称为“manipularis”，后来法兰克人把它简化，叫做“rade”。
现在，营地里就有两个营帐队的士兵，其他人也是模仿这种编制，进行扎营和军事化管理的。因此，神父提倡大家参考正统罗马人的习惯，来互相称呼，而不要去乱学突厥人的词。
为了提供良好的示范，亚历山大神父和他的助手们，就带头相互这么称呼，也不管两边的级别和职位。这件事情，倒是推广的比较快，没多久就被村民们接受了。
这段时间里，村里一直没出什么事情，但有次军团的信使送邸报来，说有几个定居点受到了袭击，损失很大，怀疑是有人里应外合导致的。大家这才信服，杨士官还给上头写信，建议他们也学学亚历山大神父的经验。他的一些做法，就因此传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