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堂中众将末尾处，有一人独坐，身长背阔，面容英伟，听着众人说话，脸上微带冷笑。
他叫张士贵，祖籍河东盂县，却也可以说是河南虢州人，因为从他父亲开始，便已定居河南虢州，另立门户。
他出身的盂县张氏家族是典型的武将世族，家中人等世代从军，从他曾祖到祖父，都曾在北魏，北齐军中任职，他的父亲仕隋，以军功而至大都督。
张士贵自小习文练武，性聪慧而诚重，他的父亲张国就曾赞许他说，吾儿身有勇力，气概豪迈，将来必为良将。
可说实话，张士贵这人并非一个好相处的人，少年从军，和军中上官，同僚都不怎友好，也就是说，这人当兵了几年，给人的印象不好，持才傲物，加上年轻气盛，年轻人该犯的毛病他都犯了。
所以在东都一直是个小小的武馆，并没有像他父亲说的那样，在军中站稳脚跟，并显名于世。
可老天爷好像总能对“弱势群体”给点照顾，用老话说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比如说张士贵就比李破幸运多了。
和别人关系不好，所以第一次征伐辽东，没他的份儿，第二次呢，他倒是去了，却是押运粮草的，可还没见到辽东的影子，后面杨玄感先反了，于是半途而反，没立下军功，却把官职给弄丢了。
张士贵心高气傲，一怒之下，回了老家，此时天下乱象渐显，身在河南的张士贵也感到了浓重的寒流。
第三次征伐辽东随之而来，这一次张士贵眼见乡人离乱，民不聊生，没心思去陪昏庸的皇帝戏耍，干脆的就在家乡扯起了义旗，据寨而守，对征招令视若不见。
那会儿河南人过的都很苦，像张士贵这种联结乡里已求自保的人非常多，他们既要面对官兵的围剿，又要面对乱军的侵扰。
最苦的时候到了什么程度呢，连张士贵这样的门户，都得跟着乡邻去挖野菜，啃树皮了，照这么下去，恐怕张士贵也要亲口尝尝人肉是什么滋味才对，可眼见家财散尽，却还没有任何活路可寻，张士贵终于发现，好像大隋快完蛋了？
有了这种想法，张士贵猛然间便打起了精神，再没有择机投靠官军，率军剿匪以求富贵的想法。
而他的才智和勇气终于在近乎绝境之下爆发了出来，先鼓动乡邻率领他们占据了弘农县城，接着打开粮仓招抚各路义军，流民，几乎眨眼间便在东都西部，潼关东边的区域壮大了起来。
那会张士贵拥兵近十万，是除了李密那个大贼头和东都官军之外，河南最大的一伙势力。
后来王世充和李密在洛阳杀的天昏地暗，双方都对张士贵有所期待，并没有来强攻于他，只是传书招抚，可见，张士贵当时在河南确实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但张士贵对这两个人都看不顺眼，他认为这两个家伙在东都坚城内外相对消耗，是很愚蠢的作为，根本没有人主之像。
所谓良臣择木而栖，他张士贵大好男儿，自然要寻个贤主侍奉。
可以说，张士贵压根儿就没有宁为鸡首不为人后的念头，在这一点上，其实和当时的李破是很相像的，欠了些雄心壮志，也没什么安邦定国的心思，只想找个大点，稳当点的靠山来投效。
而李渊适时而起，出现在了张士贵面前，和李破不同的是，李破那会儿在马邑边塞，人微力寡，最终没入李渊法眼。
可张士贵不同，想要南下长安的李渊急需的就是这样的人物，于是不出所料的，郎有情妾有意之下，一纸书信相招，张士贵直接便降了李渊。
得封光禄大夫，弘农县公，驻于原地，牵制潼关屈突通以及河南的李密，王世充两人，到李渊占据长安，屈突通归降，刘文静守潼关的时候，张士贵于是归于刘文静辖制。
可以说，张士贵是刘文静旧部，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和刘文静配合的不错，占据了潼关以东的大片疆土，刘文静对张士贵很器重赏识，离任去西北的时候，也想带张士贵同行。
而张士贵这么多年，也就一个刘文静能赏识重用于他，并许之为友，张士贵自是不忍相弃，极愿跟刘文静调任西北，去见识一下西北豪杰的。
可以当时张士贵的身份，地位，调任别处可不是刘文静能说的算了，所以两人依依相别，都以为日后必能功成名就，顺便也成就一段佳话。
当然，依照他们各自的性格来说，反目成仇的几率要大的多。
不过世事没有如果，张士贵再听到刘文静消息的时候，刘文静已然被诛，党羽旧部纷纷受了牵连。
而此时张士贵的日子本来就越来越难过了，李建成出守潼关后，自然不会再重用刘文静的部下。
最糟糕的是，张士贵祖籍在晋地，后来的家乡在虢州，他的祖上还是北齐余孽，和关西人天然就隔着一层。
而当时朝中内外，晋人正在受到强烈的排斥，这许多因由加在一起，张士贵自然不会好了，兵权渐渐被太子心腹们削夺一空，待到李破大举南下的时候，潼关兵力猛然收缩了回来，就更用不上他这个河南土著了。
所以，张士贵在潼关孤立无援，渐渐为众人所轻，他本人对李建成也是不满日甚，尤其是刘文静被诛之事，让他对太子一系产生了极大的怨恨。
这个时候，还是秦王李世民拉了他一把，调其为秦王府左监门将，为驻守于黄河沿岸的大军运送粮草。
转了一圈，张士贵又干起了老本行，从一个河南大寇成了运粮官儿，这样巨大的落差，他心中的失望也就可想而知了，依他的性格，对李世民也是不太满意。
他的性情确实和刘文静比较相像，心胸不很宽广，自高自傲，很容易便心生不满，只是两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张士贵吃了亏会长记性，没刘文静那么猖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