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无病的游说活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目前以费老为首的老领导圈子中已经形成了共识，表示要支持范亨连任，常委的位子一定是要保住的。
而范无病在会见朱老板的时候，也得到了比较明确的答案，朱老板认为范亨这几年中作出的贡献很大，成绩有目共睹，再加上年龄刚过六十，相对较为年轻，应该继续在领导位置上发挥重要作用。
至于一号首长的态度则有些暧昧，作为新老交接中的关键人物，一号首长显然不能够轻易表明自己的立场，否则的话很容易给当前的局势造成不可预估的后果，不过他也对范无病表示，总是要让范亨同志有一个比较好的安排。
范无病虽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但是综合分析过后，基本上可以认定老爸连任的事情已经铁板上钉钉子，再没有什么疑虑了。
解决了这件事情，范无病感到心里面非常舒坦，而公司那边儿也传来了一个不错的消息。
国庆节之前，范氏投资集团旗下的计算机设计部门推出了一台实测运算速度达到每秒万亿次以上超级计算机，通过了以中科院院士为首的专家组的鉴定。
这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超级计算机，达到目前公布的世界前五百名超级计算机排行榜中第十位的水平，前九位的计算机均为日本和美国制造。
这一款计算机采用了范氏投资集团生产的主要部件设计而成，机身总长十米，包含十五个机柜、二百五十六个计算机功能结点机、五百二十六个高性能超强处理器，其内存总容量达到了512GB，系统总硬盘空间为12TB，具有易使用、易管理、易部署、可扩充、高可用、好维护、性能价格比高等优点。
在研制过程中，范氏投资集团掌握了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其中已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就有二十三项之多。
这台超级计算机可以运行国际标准的Linpack基准程序HPL，使用512个处理器求解阶线型方程组，实测性能达到每秒一万八千亿次浮点运算。利用它来运行石油地震资料处理、油藏模拟、气象预报、药物分子设计、流体力学等一批大规模科学工程计算应用，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一款超级计算机整体上达到了当前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部分技术如机群管理系统、机群监控系统、机群系统性能优化技术和机群基础架构等达到了当前国际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
而通过这一款超级计算机的设计与制造，使得范氏投资集团的芯片研发部门以及总体设计部门的实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终于可以跻身于国际顶尖芯片制造商之列了。
对于自己公司的技术人员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范无病是感到比较满意的，因此他除了重奖有功人员之外，还给实验室投入了更多的研发资金，以支持自己的实验室可以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一些。
范无病拜访朱老板的时候，朱老板正在为税制改革问题而头痛。
如今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基数返还，是越富的省份拿到越多，越穷的地区拿到的补助越少，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仍然欠缺资金支持。
不过税收返还本身是中央政府改变财政管理体制，对地方的一种利益补偿。所以，也不能过分强调这一补偿机制对落后地区的影响，而且随着中央转移支付总额增加，这部分的占比正在减少。
国内存在的大问题恰恰是一般性转移支付比较少，大量都是专项转移支付。最近有了较多的调整，如果均不计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中央转移支付的比重越来越大，专项转移支付在管理上更是具有不规范性和随意性，所以这几年来存在一直被诟病的跑部钱进现象。
在专项转移支付里，现在的操作往往是成问题的，如果是两千万的项目，地方政府一般要上报成五千万或者更多，为什么？这是因为现在很多项目都是要求地方配套资金的，一些偏远地方政府就感到很麻烦，没有多少财政收入，拿不出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
怎么办？便在事先翻倍地报，为什么要报一倍多，考虑到中央会基于地方的讨价还价，砍掉一部分预算，再加上打点费，经济学上叫寻租成本。而如果各个省、市都到有审批权限的部委申请，寻租费累计起来就非常可观了，这就是博弈论。
对于中国这种大型国家来说，要完成治理方式的转型，其内在要求是地方政府在分权基础上的自治，而财税体制是整个治理机制的核心，而国内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倒逼整个税政基础的转型，地方政府必须要有自己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行政开支，经济基础建设和公共产品供给，也要转向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支出结构了。
现有的分税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当前发展阶段，中国政治转型的内在要求了。
朱老板对范无病表示道，“当前中国的财政体制主要存在四个问题，都是很棘手的。”
他所说的四个问题，一是税费立法权高度集权。我国税收的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不能充分调动地方涵养税源的积极性。而且税收的立法权往往集中在政府手中，以决定、通知、条例来制定和执行，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作用有限，而且后两者目前本身的人员结构也有问题。《预算法》把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权一次性下放给了国务院，相当于一个家庭的财政大权，完全交给管家或者保姆来支配，或者一个公司的财权，从董事会移交给总经理。
二是中国在法律上并非分权国家，中央和地方迄今为止的所有财政安排和事权调整都是中央和地方谈判妥协的结果。中央政府由于政治和行政上的权威地位，往往对事权和财权划分方案有主要的动议权和决定权，因此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和法律保障。
三是现行地方税制体系不完善，地方税制结构不合理。缺乏地方主体税种。单个地方税种的收入规模和其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都比较小，导致地方自己的财源小且不稳，对预算外和制度外资金、土地财政和负债依赖程度较高。
四是在财政支出上，效率还很低。各级政府总体上重视收入，而忽视支出效率。没有建立透明的、有宪政约束的公共财政预算体制，导致纳税人和作为第四权力部门的媒体不能有效监督政府的财政支出，纳税人交的税也与其享受的公共服务不相匹配。
范无病虽然对于国内的税制有些不大清楚，但是他曾经专门研究过美国的事情，于是就对朱老板说，“在成熟的竞争性较强的联邦制国家，比如美国，首先界分市场和政府的边界，然后按照辅助性原则来界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再按照各级政府自己的事权，来确定支出责任和支出需要，最终由此决定收入需要。而收入权的来源就是事权、支出权、支出需要，所有这些权力都是辖区内的公民赋予的，是在宪政框架内安排的。所谓辅助性原则指的是，凡是个人和市场能够处置的事务，留由其自身去处置；政府的事权留由最低必要层次的政府去履行，上级政府提供辅助性的支持。而且，上级政府接手或者插手之前，还要考虑自身是否确实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所以美国跟我们有点儿不大一样。”
很显然，在税制结构本身的改革上，地方政府必须要有自己稳定的财源，这也是地方政府自治本身的基础。比如依美国的经验，三级政府财源支柱的概况是，个人所得税和工薪税（类似社会保障税）归联邦（中央）；销售税和公司所得税归州（相当于我国省级）；财产税归地方（基层政府）。
中国是世界上政府层级最多的国家，有五个政府层级（中央、省、市、县、乡），这也是导致当前事权和财权划分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财税体制的改革是需要行政体制改革的配套的，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行政体制显然要进行一系列改革才行的。
“不过这些问题，已经不是我要头痛的问题了，等到明年交接工作之后，我就可以踏踏实实地过自己的退休生活了。”朱老板谈到这里的时候，自己也觉得有些唏嘘。
虽然说之前他曾经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多年，但是正经总理只干了一届，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思路将经济和金融彻底地进行改革，以至于留下了很多半拉子工程，这是非常遗憾的。
可以想到，新的领导人上来之后，自己的这一套工作思路，未必就能够沿用下去，有些努力就算是半途而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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