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当人们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已经有新机器在运转了；而当人们开始享用晚餐时，机器还在轰鸣不息……”刚刚顶替退休的黎达彦、空降担任《真理报》总编的孙悟本坐在科连特斯城内某座“古老”的西班牙别墅内，写下了上面那段话。
这是下周将要出版的某期报纸上的头条，主要谈的是如今东岸国内工农业的发展形势，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说白了，这就是回顾下过往的发展，拍拍执委会诸公的马屁，顺便鼓吹一下五百元老们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让他们的统治更加合法与稳固而已。
“……食品的生产令人称道。在我们国家，小麦收获前与收获后的价格之间，已不再具有明显的差异，这是迥异于旧大陆的地方。各个县纷纷建立起了行之有效的食品储备体系，大量谷物被更成功地贮存在了国家储备粮库的谷仓内，然后被火车、船舶运往各处，平抑、控制粮价。任何一个地区的歉收，可以有把握地由其他地方的丰收来扯平：当鸭子湖流域发生水灾时，可以由东岸大草原增加供给来平抑；而当东岸大草原发生旱灾时，又可以用船只将昌化一带的农场生产的谷物运往南方抛售，虽然经由这些木质海船散舱运输的粮食难免有些受潮……”
“……三十年来一直起伏于25元左右的价格，在1663年以后始终没有高于27元，也没有低于22元。在最近公布的一揽子货物价格指数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般零售食品的价格波动已被恰当地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百分比范围内，这主要因为在东岸这个工业国中，存在着太多有助于稳定食品价格的力量了……”
“……今天我受邀参加清源港码头及谷仓的落成典礼，正是为了向大家描述一下富饶的河间未来将如何成为我们祖国的又一个粮食供应基地。这个如同东方大陆江南水乡的地区，土壤素来肥沃，水源充足，气候温暖，只要排干沼泽积水，假以时日前途不可限量。或许，在这个打造中的粮食基地的冲击下，未来东岸的谷物价格跌破22元每吨也不是没有可能。拥有六十亩耕地的农村家庭，其收入降低在未来也是可以预期的事情，这或许会促使东岸这个工业化国家的农业形态发生某些深远的变革……”
写到这里，孙悟本暂时停顿了一下，抽出鳄鱼牌火柴，给自己点了个烟斗，默默思考着。国家每一次移民实边，一般都是以农业开始，而在发展数年后，这些地方在粮食逐渐自给后，都会尝试着向外进行输出。市场上谷物开始增多，除供应增加的人口及非国民劳务工食用外，一般还会有些剩余，这些无疑会造成谷物价格的下跌。
而每当价格下跌一次，就会导致部分地区——一般是老县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谷物种植面积开始下降，因为这些地区的农民比新开发地区的农民更难以忍受粮食价格的下跌，所以他们开始转而经营其他农业，以维持家庭的收入。要知道，一个家庭如果算十口人的话，日常支出的费用也是相当不低的：40亩农田谷物的产出有接近四分之一被自己消耗掉，剩下的部分及休耕地的产出（休耕地一般种植苜蓿肥田，而苜蓿可以喂养牲畜，但近年来随着巴塔哥尼亚野牛的大量输入，这种情况也在不断减少，至此休耕地似乎真的被休耕了）还要用来采购其他生活必需品，还要缴税，还要找人代役，还要应付杂七杂八的开支，一般来说年底剩下六十元就不错了，如果他在农闲时没有出去打零工的话。
这样的收入水平，自然是无法满足靠近东方、青岛、平安、镇海、铁岭等主要城市的农民们的胃口的。出于比较效应，他们对于年工资总额最低也在九十元以上的工人阶层颇为羡慕，因此非常渴望提高自己的收入，那么作为他们手头唯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农田，就必须改变经营模式了，而且这样的情况已经在那些大城市的郊区得到显现。
“……西红柿、辣椒、南瓜、洋白菜、豇豆、洋葱等蔬菜的种植，桃、李、橘等水果的供应，乡村酿酒作坊的日益博兴（这需要很多大麦），都体现了大城市郊区农业的被迫转型。在谷物种植收益不见增长的年代里，他们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提升自己的收入，从收入高出一线的城市工人那里获取利润。也只有如此，他们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生活，出资供自己的儿女完成基础的小学教育（现在很多地区的学舍、教具尚需村民集体捐建，教师也得大伙集资去城市里高价延聘），同时应付各种各样的摊派，比如挖河、修路的摊派等等。”
“……首都东方县曾经有过统计，1655年以来从事农业的人口已经减少了6%。在这十多年间，狭义的农业人口——比如谷物种植者——的数目比之前降低了惊人的25%，但是园艺业者、苗圃业者、水果种植者、种子商人、花匠等从业人员的数量急剧增加，增幅比1655年高了将近80%，越来越多的人抛弃了传统的谷物种植，转而从事他们认为更有价值的农业工作——这并不说明他们竞争不过边远地区的经营自己份地的农民们，只说明他们不愿意和那些拼了老命种植粮食的人在低水平上竞争而已，或者更直白点说，他们可能更加害怕租赁着大片国有土地搞大农场的投资者，而不是与他们同为份地持有者的普通农民。”
“……这样的转变，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但看起来他们似乎并不打算采取什么措施，而任由这些农民们根据市场需求做出合乎自己判断的选择，虽然大丰农机厂一直在指出这些地区使用蒸汽农机的程度正在逐渐衰退。或许，英明睿智的执委会诸公认为，大城市郊区的转型农民的收入水平并不比以前更低，便足够了。份地是他们全家人生活的最后保障，一旦事有不谐，他们可以重新展开粮食种植，前提是乡村的灌溉水利设施仍然被打理得相当不错，虽然看起来并不是每个地区都是如此。”
“……不过，在当城市郊区的农民将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时，往往会遇到一些不利的情况，有时候是因为他们在与大农场租赁者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有时候则是因为大家生产出来的产品远远超出了邻近市场的需求，有时候则是因为他们在面对批发商时缺乏议价能力（这在购买一些生产资料或生活用品时同样适用）。这些情况的反复出现使得很多人意识到要将所有农户的产品聚拢起来，整批出售，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成立一些类似合作社的制度，就如同我们的巴西农村金融合作社在北宁、顺化地区所做的那样。”
“……巴西农村金融合作社花费多年时间，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鼓动，到了1668年底的今天，这些曾经播下的种子已经有了初步的收获：他们为北宁地区相当数量的农户开设了银行账户，目前已经拥有了八千多名社员，吸收存款二十六万余元，并对超过两千名社员发放过低息农业贷款，合作社的名头至此终于有了些名副其实的味道。这样的情况几乎只会出现在我们国家，因为农村金融合作社存在的基础是所有的农民都是平等的，因此频繁出现在旧大陆乡村的犹太籍高利贷者在巴西是甚少见到的，一个经营水产养殖的农民或许身负债务，但他一点不感觉到吃力，也没有人能对他进行盘剥，因此在极大程度上也杜绝了人身依存限制，这对于造就大批有消费能力的农村中产阶级极为重要……”
“……农业合作社的出现如今看起来已不可避免，因为这是他们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与大农场租赁者竞争的唯一手段。今年年中，商业重镇青岛县的乡村地区就注册成立了四家农业合作社——一般来说是以单个或多个村为基础组建——合作社的宗旨是购办农业生产所需的种子、肥料、工具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业务计值超过三万八千元，同时这些合作社同样也代社员出售各自的产品，以帮助那些不善经营的人获取更多的利益。”
“……农业合作社集体同批发商、国营企业乃至政府进行交涉，交涉完毕后集体准备场址，购办各类生产、生活资料——比如集体采买肥料、比如集体租赁农机、比如集体给牛群上保险等等——并在收获后统一出售产品，最后再进行利润分配。这样的合作方式，使得他们在面对大农场租赁者的竞争时有了一定的自保之力，在国家政策的配合下，再也不是任人宰割和蹂躏的对象了，这或许是东岸乡村未来的发展方向……”
写到这里，别墅外的不远处响起了一阵鞭炮声，那是清源港国家储备粮库的落成典礼。在这个有着大量西班牙人遗留下来的农业设施的城镇，种植业发展得还是比较迅速的，每年的小麦和水稻产量都颇为不少，有力支援了附近诸多新设定居点的建设。
不过，这里没有贷款合作社、没有种子合作社、没有农具合作社、没有保险合作社、没有农产品销售合作社，农民们普遍各自为战，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经营成本也较高，远远无法和东部地区相比。说实话，若不是国家对这些地方的农户执行了政策倾斜——比如要求附近的新设定居点就近采购粮食——的话，很难说从昌化港用船只运来的小麦和他们产出的小麦，究竟哪个更便宜一些。
就拿清源乡（后世科连特斯城）来举例，附近还有宁洋乡（后世洛马斯·德巴耶霍斯小镇）、清溪乡（后世恩佩德拉多小镇）、福全乡（后世圣路易斯·德尔帕尔马小镇）、思进乡（后世姆布鲁库亚小镇）四个定居点，此番共调拨来自清国淮安府的垦荒移民一万多人，还有数量不详（但肯定不少）的非国民劳务工队伍，这日常消耗所需的粮食可不是什么小数目，因此作为重要粮食供给地的清源乡，其谷物种植者们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当然农民们的收入可观了，对地方政府也有好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攥在手里的大量公地指标又可以顺利卖出去了，对地方财政来说无疑是大补，很多项目又可以重新启动起来了，比如巴拉那河大堤的建设、水库水闸的修建、河道的拓宽清淤等等。
“河间一带的农业制度还是过于落后了一些。与其说这里是工业社会的农业形态，不如说是一个商业稍微发达些的封建社会的农业形态，巴西农村金融合作社及青岛县的农村合作社之类的农业形态，或许才是未来东岸农业发展的新方向。”孙悟本孙大主编将手里的烟斗在木质烟灰缸内敲了敲，然后思索道：“不过这也难怪，这里毕竟是新拓之地嘛，商业、交通以及政府管理都还很不到位，也许等发展几年后就又大不一样了。当年东岸大草原一开始不也如此么，鸭子湖流域丘区的农村起初又和他们有什么两样？两地的经济基础都不一样，这农业形态自然也有所区别了，且看看以后会如何发展吧。我个人对河间的未来还是很具有信心的，因为这里的农业条件非常好，在削弱了水灾隐患后，必然会在国内农产品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必然会有一些地方的农村因为竞争不过他们，从而导致从事农业的人口逐年减少，这都是难以避免的事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