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馥是安徽东流人。[本文来自]幼年勤于攻读，青年时父亲去世，国事日艰，家业凋寒，乃在乡间教书，不久流浪江湖，写字卖画。咸丰末年，避战乱辗转到省城安庆。同治元年春李鸿章组建淮军。周馥应募，深得李鸿章赏识，即“招往办文案”。从此，他跟随李鸿章办洋务达三十余年，诸多赞画，深受李鸿章倚重。
在李鸿章因甲午兵败签订《马关条约》而背上卖国贼的骂名，部众属下如罗丰禄、盛宣怀等纷纷改换门庭之际，周馥却不离不弃，始终跟随李鸿章左右，直到李鸿章的生命最后一息！
李鸿章的去世让周馥悲痛万分。回想三十余年相随，诸多洋务实业依为臂助，深信不疑。这种始终不渝的知同之情，使他铭感肺腑，一旦永诀，岂能忘怀！他曾赋诗以示纪念：
“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
出于对周馥的敬重，林义哲也在心里下了决心，绝不让周馥有写这首诗的一天！
“鲲宇说笑了！前番闽厂接济运船，解招商局之大困，尚不敢有忘，日后就是有了铁甲船，‘威远’之功，也是不可或忘！”李鸿章道。
“少荃兄，关于沪厂日后之发展，我有一番建言，想说与少荃兄知道，不知少荃兄可否愿意一听。”林义哲知道二人此次见面谈话不宜过久，于是适时的把话题转到了江南制造总局上。
目前中国的造船工业，除了福建船政局，便是江南制造总局，现在江南制造总局因为忙活左宗棠的枪炮弹药而顾不上造船了。林义哲认为这是非常不妥的，是以一直在想办法帮江南制造局走出困境。
“鲲宇但说无妨。”李鸿章听出来林义哲话里的谨慎之意，正色道，“只要切实可行，为兄定当照办。”
“现下沪厂造船已有根基，不宜废停。而西征军火又不能不办。为两全之计，莫不如使沪厂船务分离，事有专司为好。”林义哲看到李鸿章和周馥都在认真倾听他的话，便将自己的办法说了出来。
林义哲的“船务分离”办法。就是将造船厂从江南制造总局当中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造船厂。
“林大人，你说的这个条陈，我和制台大人之前也想过，只是沪厂现下专造枪炮。造船之经费无多，纵使船务分离，如同闽厂这般建造大船，只怕也是力啊！”周馥说道。
“造不了大船，可先造民用小火轮船，或售与沙船船行，或由招商局领用。既可解商民之困，又可使船厂有船可造，实是两全之计啊。”林义哲说道。
听到林义哲说出“沙船”的事来，李鸿章的眼神为之一亮。
“鲲宇是如何想到这沙船上面来的？”
“此次出使西洋归国。船到上海补给时，亲眼所见各沙船船行困顿之情，是以日思夜想解决之法，终有所得。”林义哲想起了目前中国传统的内河沙船运输业的凋敝情形。不由得在心里叹息了一声。
李鸿章想起当年的往事，也是感慨不已。
沙船运输业在咸丰道光年间一度空前繁荣。自北往南输运大豆。自南往北输送漕粮，月余往返一趟，一艘沙船一年可以往返七、八次，获利颇丰。上海港最盛之时，有沙船5000艘，水手10万余人。
但自1842年《南京条约》及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中国诸多港口对外开放，西方轮船的涌入，迅速将中国传统的沙船客货运输业逼到了溃灭的地步。因为无论是速度、载重、安全还是价格，传统的沙船都不是西洋货轮的对手。不过四五年光景，上海港的沙船已锐减至四五百只，黄浦滩上，搁浅着成千的木船，任凭风吹日晒，自然朽腐。哪怕是象沙船船王王永盛的船队，也毫不例外地一路颓唐下去。其他的船主们也都和王永盛一样绝望。因为硬件、软件都无法与洋商抗衡，只好期待官府出面交涉。船主们聚在一起议论，结果是一致推举王永盛带头去向官府呈文，恳求官府与洋人交涉，将大豆、漕粮的生意划归中国沙船专营，外商不得插手。
呈文里的一段话打动了李鸿章。呈文里说，如果沙船业破产，不仅仅是十余万船工失业的问题，还可能激起民变，进而朝廷的漕粮运输线也可能被破坏。李鸿章将呈文转给总理衙门，极力推动此事，但却在英国公使威妥玛处碰了钉子，威妥玛当场表示拒绝，声称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须全部由清朝政府负责。
事情不了了之，作为“安抚”，清廷减免了沙船三成的“助饷银”和三成的“捕盗银”，但终究是杯水车薪，仅靠朝廷的漕粮运费一项，维持整个沙船业早已力不从心。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设到了上海，更多的西洋商轮涌入中国，中国沙船运输业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在这一期间，清政府也不是对沙船运输业不管不问。总理衙门也曾饬令内阁军机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共同筹议解决漕运危机一事。结果得到了三种建议。一是修复运河，恢复河运；二是修复所有废弃的沙船，继续维持海运；三是朝廷增加沙船运输业的漕运运费，以挽救濒临破产的沙船运输业。
然而三种建议都遭到了李鸿章的反驳。李鸿章认为，运河八百余年，竭尽全力，运输能力不过每年十万石，于漕运大局无补；明明有便利的海运条件，非要耗费巨资去修运河，岂不是疯了；而修复沙船，至少需要支银3000万两，还需修建容量万石以上仓库400余座，朝廷哪里有这么多钱？增加沙船漕运费，救得了一时，却非长久之计。
当时曾国藩也陷入了深度的矛盾当中。早在1867年，容闳就曾建议他采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购买洋轮，组建中国人自己的轮船公司，以挽救漕运。但当时曾国藩担心的是，太平天国之乱刚刚平息，民心未固，“承运漕粮……在沙船为常业，非万不得已，亦未便遽作改图”，一旦朝廷发展轮船，十余万沙船业主和船工水手失去生机，会酿成大规模民变和暴乱。
但无论如何，中国传统的沙船运输业终究是到了穷途末路。1872年3月，总理衙门再度致函曾国藩、李鸿章，询问采用轮船承担漕运一事，希望他们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一个月后，曾国藩溘然病逝，事情完全着落在李鸿章身上。李鸿章的解决办法，是成立轮船招商局。招商局的运营方针，也由之前官方制定的“承运漕粮，兼揽客货”，改作了“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将招商局的主营业务放在客货运载上。
招商局成立之初，也和沙船业一样，与外国轮船公司发生激烈的竞争。但由于船政的大力支持，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均多次针对招商局发起的商战都被击败，在一干熟悉近代西方商业运作规律的“买办股东”的通力合作下，旗昌公司破产，太古、怡和则被迫三次与招商局签订“齐价合同”。朝廷的政策支持，与经验丰富的民间经理人之间的通力合作，使招商局迅速打开局面，跻身中外大轮船公司之列的主要原因。随着招商局业务的不断扩大，不但吸纳了不少沙船业的水手劳力，也给沙船船主们带来了一线希望。
沙船船主们曾寄希望于朝廷在恶劣的商业环境下给予他们必要的保护，但他们毕竟属于“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如果不改变的话，只能与他们那些沉重蠢慢的沙船一起，接受被时代淘汰的命运。而招商局运作的成功给了沙船船主们以很大的启发。他们开始集资购买小火轮船，代替古老的沙船，以期走出困境，重获生机。但是中国国内目前能够生产蒸汽轮船的船厂并不多，而且现有的船厂除了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外，都是外国船厂，这些船厂大多只对生产大型轮船感兴趣，对于可以用来在内河进行航运的小火轮船，并不愿意承造。
而林义哲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将江南制造总局“船务分离”、“造民用小火轮船”的建议，无疑是相当有针对性和具备可操作性的。
对于建造3000吨以上的轮船，造过“90天炮舰”的江南制造总局尚无把握，但造用于运货的小火轮船，却是绰绰有余的！
“这个办法好。”李鸿章抚掌道，“若能如此，不但沪厂得脱大困，民间船运亦可得兴，日后我大清万里江河，当是中国轮船之天下！”
多年以后，李鸿章仍将开办轮船招商局及江南造船厂兴造小火轮一事，看作自己事业上最璀璨的一次成功，其自称：“招商局及小火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