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峥默默的听着，并没有出声，凭感觉他知道况钟的话儿还没说完。
果然，况钟稍作停顿了片刻，又说开了：“卑职初来苏州，本以为苏州只是赋税中，百姓才苦不堪言，事实上也如此，可随着深入，发现并非是那么回事，我与周大人抵制户部的压力，与苏州诸位官员经过一个多月的筹算，对各府的税粮都作了认真调整，仅苏州府即减七十二万石，可即便是如此，苏州百姓仍难以承受，不得不让人惋惜，随着我对苏州的了解的越来越深，发现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苏州的赋税并不算高，之所以这么高，就是因为富户、大户、豪门地主太多，他们仗着自己便利，接着天灾年，肆意拖欠赋税，而朝廷则以百姓困苦，不得不多次减免，次数多了那些大户、富户也就看出了门道，他们有恃无恐的继续拖欠，一来二去赋税也就多了，加上一些人有意为之造成苏州赋税严重，百姓闻风而起，如此一来，苏州赋税中，百姓困苦的假象年复一年的在苏州重演，而百姓因人口少，良田少，朝廷的重担全部落在了他们的身上，重自是重的，朝天减免些赋税也是应该，可恨的是那些大户，明明家有良田千万，却狡猾的钻了朝廷的空子，纳税之时更是想尽法子拖欠，甚至因朝中有人做官，大胆到不交赋税，如此一来，苦的还是百姓，如此造成的结果是朝廷再如何减免赋税，百姓都是困苦不堪！不怕大人笑话，在卑职就任苏州前，每一任知府，最怕的就是每年的秋收，因为他们实在不敢去面对那一张张忧伤的脸、愤怒的神情！生怕自己落了一个横收暴征的骂名，收取的赋税也多减半为之，可即便如此，每年收取的赋税也少得可怜。
都说苏州赋税重，这话是对老百姓，对苏州的富户、大户地主豪门而言，苏州的赋税可是年年减，年年低，最富莫过于苏州赋了。大量的富户、大户、地主豪门逃税一笔一笔，使得朝廷始终无法从苏州，甚至江南获取实惠，所以朝廷才有了“朝廷空负取盈之名，而终无取盈之实，徒担重敛之名，原无输将之实。“的说话安，由于苏州乃至江南赋税一年比一年拖欠得严重，使得苏州的赋税账目是一片混乱，旧的尚未填上，新的账目就来了，朝廷不得不花费大把的精力放在赋税上，久而久之就视江南赋税为官员吏部考核的第一要务，一些官儿为了升迁不得不对江南的赋税足够的重视，每年秋收的时候，不得不加以手段，可怜百姓根本没有对抗的手段，一来二去，对朝廷也就失去了信任，而这个时候，一些官贪吏蚀则趁机收购田地，百姓为了活下去不得不逃避沉重的赋税，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将土地低价卖给官员、富户、大户、地主豪门求得庇护，这样的后果，使得朝廷的官田越来越少，赋税上对苏州的掌控也越来越少，最终朝廷除多了一个一比一年大的数字外，再无半分的好处，而那些大户、富户、官员从百姓手中收购大量的良田，从中谋取莫大的好处，置朝廷利益而不顾，如此下去才弄得今日苏州天怒人怨。这难道不是大人所说的势么？”
杨峥正要说话，却不想况钟抢先一步，道：“如今的苏州看似百姓苦困，赋税拖欠，地主豪强你争我夺，乱得不能再乱，可大人就没有想过，这一切乱的根源在何处么？“
杨峥这会儿才有了说话的机会，笑道：“况大人莫不是想告诉我，这一切在于土地兼并吧？“
况钟正色道：“正是！卑职来苏州三年，不敢说与苏州十分的了解，但七八分还是有的，苏州的乱在于百姓没了土地，没了安身立命的所在，碰上好的年月，或许能好过些，可一旦碰上了天灾**的年月，百姓最先活不下去，动乱也是来得最快的时候，因此想要长治久安的治理苏州，解生民之苦，治一治那些贪婪无耻的大户、富户、地主豪门才是第一要务，而最有效的法子，就是丈量土地，从他们手中拿回属于朝廷，属于百姓的土地，再来一次改革，彻底断送了这帮人的念头，苏州才能重新恢复生机！”说道改革，况钟满脸的兴奋，一张略显刚毅的脸庞，在灯光下涨得通红。
“改革，可不是儿戏，那是要打破一切不公平的现状，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殊不知旧的制度未必不好，新的制度也未必就好，这一点王安石变法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凭着一腔热血想要打破所有的就制度，推行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的变法，想法是不错，前后十年，可结果如何，熙宁四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事实证明在企图扫除一切旧制度的情况下，任何的变法都不会长久，甚至不可能成功，一个新的东西，起先的力量不会太强大，这个时候不是一味的去碰撞，而是壮大自身的实力，等实力足够的时候，那么也就是旧势力让路的时候，这也是世间任何的新生实力成长的必然条件，苏州眼下如你所言，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突出的表现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十几万顷。在朝廷，苏州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进一步加剧，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悲惨的处境，的确给改革带来了便利，顺势而为，不是没有一番作为，但我想告诉况大人的是，苏州已酝酿着一股的新的力量？或许他们的出现，会让苏州变得更好也说不定？“
况钟微微吃了一惊，他在苏州三年，不敢说对苏州了解百分之百，但八分数还是有的，不曾见过什么新的力量，杨峥来苏州不过个把月，却发现了新的力量，这多少让他这个苏州知府面上有些不好看，同时心头也着实好奇。
杨峥嗯了声，道：“事实上也不算什么新的力量，不过是有一点苗头而已？苏州自古是富庶繁荣之地，王侯公孙、富贵闲人多选在此地仙居，由于已有的城市规模、有利的地理交通环境和周围富庶的资源，经洪武爷、永乐爷、洪熙爷的励精图治，苏州凭着良好的底蕴，逐渐朝商业化城市转向。时称苏州是个“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的好地方，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你看松江旧无暑袜店，暑月间穿毡袜者甚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
华亭熟酒，甲于他郡，间用煮酒、金华酒。宣德初年，就有苏人胡沙汀者，携三白酒客于松。颇为缙绅所尚，故苏酒始得名。年来小民之家，皆尚三白，而三白又尚梅花者、兰花者，郡中始有苏州酒店，且兼卖惠山泉。
河肫有毒而味美，昔人所以有直得一死之说。上海最尚此品，而郡中用者绝少……但从永乐末年起，河肫称海味第一而竞食海河肫，即淡水河肫亦食，郡中遂有煮河肫店……设席用攒盒，初止士宦用之。近所即仆夫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而答应官府，反称便矣。
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朝廷虽有明令，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但苏州的奢侈之风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是更为甚。盖昔之假银可辨，今则不可辨矣；昔之行使者尚少，今则在在有之矣；昔犹潜踪灭迹，今则肆然无忌矣。甚至投靠势豪，广开兑店，地方不敢举，官府不能禁，此万姓之所切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