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对于部分关键问题，众人便达成了相对较为一致的结论：其一，经过综合研判，可以初步断定此次案件系单人所为；
其二，根据现场遗留的痕迹及物证推断，凶手所使用的凶器应为一把长度超过二十厘米的单刃尖刀；
其三，从犯罪手法及对受害者行踪和家庭环境的了解程度来看，此凶犯显然对张福贵的日常活动轨迹以及家庭状况了如指掌。
关于凶手如何进入室内作案这个关键问题，目前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观点。
首先来看第一种意见，该观点坚称凶手是通过西窗进入并离开房间的。其论据在于：房门自始至终都是在屋内拴着的状态。
要知道，张福贵每天晚上回到家之后，按照常理在睡觉之前肯定会插上房门以确保安全。而且第二天早晨，当张福贵的内弟媳前来拉门的时候，也发现房门依旧被栓在了里面。由此可见，罪犯根本没有机会从房门走出去。
然而，与之针锋相对的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凶手实际上是从正门进入房屋实施犯罪行为的，完成作案后又经由西窗逃逸。
提出这种看法的原因是基于一个细微但重要的观察点——孟繁杰死亡时所穿戴的衣物情况。
据了解，当地大多数农村妇女都习惯于在夜间脱光衣服入睡，但令人费解的是，张福贵已经连续三个晚上没有归家，他的妻子孟繁杰却反常地穿着线衣线裤就寝。
这样不合常理的现象暗示着，极有可能是在案发当晚，有熟悉的人在外边呼喊叫门，所以孟繁杰才匆忙穿上线衣线裤起身去开门。
凶手如同鬼魅一般，悄无声息地推开那扇厚重的门，潜入室内。他熟练而迅速地完成了罪恶的行径之后，竟然还能有条不紊地从内部将门栓好，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接着，他身手敏捷地翻出西窗，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关于这起案件的调查方向，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方认为凶手是有预谋、有计划地实施犯罪，并且熟悉案发现场的环境；
另一方则坚持凶手只是临时起意，碰巧选择了这个地方作案。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谁也无法彻底说服对方。
此时的会议室里弥漫着浓浓的烟雾，仿佛是这场激烈讨论所产生的硝烟。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时针无情地指向了凌晨时分。
然而，与会者们浑然不觉时间的流逝，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如何解开这个谜团之上。整个会议持续了将近一个通宵，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但却没有丝毫放弃的念头。
最终，尽管刘也心中隐隐觉得第一种意见可能更为接近真相，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同时采纳两种意见！
之所以如此行事，理由其实非常简单明了：他不愿意因为过早地确定某一种单一的思路，从而导致侦查范围受到限制，万一因此错失真正的凶手，后果将不堪设想！
诸位领导和全体干警们在座位上稍作休息，合上双眼小憩片刻。但这短暂的睡眠时间对于极度疲劳的他们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很快，就到了第二天吃早饭的时间。
大家纷纷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强打起精神。草草用过早餐之后，他们顾不得身体的疲倦，立刻全身心地重新投入到紧张忙碌的侦破工作当中去。
按照刘也副局长提出的“三个立足于”的指示精神，干警们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本地以及附近几个村庄的相关人员身上，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排查”行动。
所谓“排查”，就是要像排队一样，对每一个可疑对象逐一进行严格细致的审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凡是曾经有过被拘留经历的人，无论是因为何种原因；那些接受过劳教改造的人员；还有被判过刑罚的罪犯；以及遭受过张福贵殴打的个体；
甚至是对张福贵所处理的民事纠纷心怀不满和怨恨情绪的人们，统统都被划定在了特定的范围线之内，并将他们列为重点工作对象。
相关工作人员针对这些人逐一展开了详细的登记造册工作，以确保信息准确无误，从而为后续的全面审查做好充分准备。
经过一番细致地梳理和排查之后，来自许堡乡牛石村年仅二十七岁的农民李三槐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了头号嫌疑对象。
据了解，这个李三槐平日里向来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而且行为举止总是显得流里流气，丝毫没有正经人的样子。就在不久之前，他还因为参与赌博活动而被张福贵当场抓获。
然而，面对执法者的惩处，李三槐不仅毫无悔意，反而表现得极为不服气。见此情形，张福贵一怒之下又狠狠地给了他几脚。
这种事情在当时看来或许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毕竟对于违法乱纪之人给予一定的教训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自从张福贵全家惨遭杀害之后，情况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特别是近来这段时间，李三槐一直四处流窜，行踪飘忽不定，至今仍下落不明。鉴于此种状况，呼兰公安局当机立断，迅速做出决策，即刻组织起强大的警力资源全力开展对李三槐的缉拿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