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两个多时辰里，陈琦从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化，教育六个方面，阐述了他的变法改革意见，深入浅出的为众人构架了一幅全新的政治蓝图。
陈琦的政治构架，是在参考前世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明朝的内阁制的情况下，结合中元帝国的实际情况，为中元帝国量身定制了一套符合中元帝国未来发展的政治体制。
在朝政方面，陈琦将中元帝国原本的内阁，双相，六部九卿制，进行了改制。
陈琦一方面将原本就被边缘化的内阁彻底变成了荣誉机构，不再赋予其实际权利。只是在皇帝和朝臣们对行政有了疑问以后，内阁老臣们给予一定的指导意见即可。
有点类似于陈琦前世漂亮过的政治咨询公司。
另一方面，陈琦对双相的权利进行了明确化，固相化，不再赋予双相自由裁量权和自主决定权。将最终决策收归到了天子手中，客观上弱化了相权对皇权的干预和制约，加强了中央集权。
而在六部九卿的安排上，陈琦本着“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原则，根据具体职能的不同，和具体技能需求的不同，进行了彻底的分权分治。
就像陈琦之前提到的，针对功勋之臣，功勋之后，烈士和烈士遗孤的封赏和安置工作，是需要兵部，吏部，户部，礼部和御史台等数个衙门联合办差，才能将工作完美完成。
在变法改革之前的六部九卿体制下，这件工作几乎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不说别的，就联合办差这一条，那些衙门，那些官员就做不到，互相的推诿，扯皮，就够将这些事儿闹个一团糟的。
所以，陈琦在改革纲要中就特别强调了，像这类明确需要多方联合办差，才能完成的工作。朝廷可以考虑抽调各个衙门中的骨干，组成一个新的部门，由这个新的部门，全权负责该项工作。
如此一来，官员们就没有了互相推诿，扯皮的借口了，这些工作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干好了是理所应当，干砸了就是能力不足，活该被罚。
当然，朝廷对于这些被临时抽调组成部门的官员，要有足够宽容心，允许他们犯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
当他们的工作有了实际进展后，朝廷也理应不吝赏赐。
因此，陈琦在变法改革纲要中，特意说明了，针对功勋之臣，功勋之后，烈士和烈士遗孤的封赏和安置工作；朝廷可以考虑调集兵部，吏部，户部，礼部和御史台等衙门的官吏，在中枢之下建立荣军部，专门用以处理功勋之臣，功勋之后，烈士和烈士遗孤的封赏和安置工作。
根据陈琦的预计，变法改革之后，朝廷中枢及下属部门的官员数量并不会有大数量的减少，只是将那些德不配位，能不配位的庸官，懒官，赶出了朝堂，接纳更多德才兼备的文士，入仕为官。
朝廷在官员薪俸方面的支出，并没有减少太多；但是施政效率却有了质的提升。原本人浮于事，混吃等死的局面会被彻底打破。新入仕的文士会像一条饥饿的鲶鱼般，彻底将朝堂这池子死水激活。
在朝堂之外，陈琦主张中枢要最大程度的加大对地方的领导和管辖，尽可能的增强地方和中枢之间的联系。
陈琦尤其强调了朝廷监察百官，巡查地方吏治的重要性，严防官员不受朝廷监管的情况出现。
防止出现天高皇帝远，官员怠惰懒政的情况；防止官员不作为，少作为，乱作为的情况出现。防止因为信息不畅，导致皇权不下线的情况再一次出现。
陈琦特别强调了民心所向对于朝廷树立权威的重要意义；陈琦主张围绕着‘民为本’这一议题，编撰一整套教化官员的文章，将‘民为本’这三个字，彻彻底底的砸进官员们的脑袋里。
在经济方面，陈琦强烈的批判了现行的税赋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牵扯和制约。用一个个详实无比的具体数字，告诉了陈伽罗和一众朝臣，这些年来，朝廷到底都失去了些什么。
仅仅商税这一项，朝廷每年损失的赋税就是国库岁入的七八倍左右。
加上被地方官员贪墨和截留的部分税赋，朝廷每年损失的税银，就有数亿两白银。
而这一切，导致的结果就是，地方官员和其背后的家族势力一个个赚的盆满钵满，吃的脑满肠肥的。
朝廷却拿不出钱来整军，备战，赈灾，抚恤，穷的牙都快饿干了。
因此，陈琦在改革纲要中，提出来全面深化赋税改革的建议。
建议的第一条的叫做‘摊丁入亩’，将延续了千百年的人头税免除了，加入到田亩当中。老百姓参与生产，有所收获才需要缴纳赋税；如果不参与生产，没有实际收获的情况下就不需要缴纳赋税。
尤其是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后，老百姓们生孩子就不用担心交不起人头税了。等到全面推进‘摊丁入亩’政策到全国后，中元帝国必然会迎来一次人口大爆发的。
建议的第二条叫做‘官民同赋’，将官员们的免税权剥离了。官员们除了从国库领取的薪俸无需交税外，家中的田产，铺面，商队等收益，都需要和老百姓一样，照章纳税。不得瞒报，谎报，漏报收入，企图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逃避缴税，偷漏税金。
而且，为了防止官员们谎报收入，透漏税金；陈琦将官员们的纳税和官员们的升迁直接联系了起来。
对于那些不按时缴纳赋税的官员及其家族，不管该官员的考核评分多么高，在民间的威望多么大，该官员都不会被列入到升迁备选行列中，提拔就更不可能了。
如果官员及其家族出现了瞒报，谎报，漏报收入情况或已经发生了偷漏税等情况。该官员及其家族都将被朝廷按律治罪，绝无法外开恩的可能。
而且，因为官员本身就是执法者，朝廷在治罪的时候，会以‘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为由，从重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