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公，德州诸事，便是如此。如今各州县皆已严防，以待不测。只是，这个关永河不可等闲视之，若论行伍经验，较之本地府兵，还要强上许多。德州诸地刀客，上溯二代，多有悍卒，如今当打之年者，漠南漠北，辽东辽西，口内口外，皆有留过声名。”
整个大唐口碑最好的两种无组织但有活力的社会团体，一种就是河北刀客，另外一种，就是江南剑客。两者诞生的原因也很简单，最开始肯定都是失地，或者家族破败，但又有一定的积蓄，加上曾经也有一些祖辈人脉，就能够通过贩卖自己的武力来换取生存资源。
在动荡的年代中，这种群体的诞生是自然而然的，人们有这个需求，于是就诞生了这样的群体。只是他们又毕竟是“弱势群体”，无法形成组织，即便形成了，也会先被军阀后被中央政府镇压。
“侠以武犯禁”，这是铁律。
一般正常来说，到了大唐这种大一统的时代，这种“弱势群体”就会失去活力，逐渐消磨在了社会的劳动生产中。耕地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砍人？
只是贞观朝的变化实在是超出了想象，它的社会的确是趋于稳定的，但是经济活动却是相当的“动荡”。
经济交流的地域范围几乎是拓展了数倍，哪怕是丝路，也不再是一小撮权贵或者冒险者的游戏，它是可以下放到一般州县商帮、行会、家族的。经济活动，以及长距离的商品贸易，延续了“侠”的生命力。
于是河北刀客，江南剑客，都以“游侠”的形式留存了下来。他们并非是固定地在一个地方生存，而是几个地方，乃至几个国家周转。
人生观价值观，毫无疑问已经冲破了曾经的“地方限制”，原本的地方“传统”，是无法再继续约束这种人。
王祖贤筹办镖局时候，原本想的也还是简单，给老弟兄留一条后路。永业田不够开销，还能继续卖点武力给愿意掏钱的不是？
而他们这些见多识广，又屡次参与大战的“民间武装”，又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卖身给哪家商贾，哪怕是卖身为奴给权贵，也得挑挑这个权贵的成色。
同样是国公，柴绍和张公谨能是一回事吗？
同样是男爵，陆德明一个糟老头，和张德这个“青葱少年”能是一回事吗？
开拓眼界之后的“游侠”，他们个人的主观意志越来越受自我意识的操控，情不自禁地会藐视“权威”。而和他们历朝历代的前辈们不同，历朝历代的前辈们，最高理想，也就是“货卖帝王家”，到他们这里，自己卖不卖不重要，重要的是攒下本钱，培养一代两代人，自然而然能够跟着某些自己依附的权贵整体上升。
只是这个过程，毫无疑问变数无穷，并不会因为自己的坚强意志就会形成坚定不移的一条坦途。
“上呈而来的河北官报，说此人也算是忠义之家？”
“关永河行五，早年人称将陵关五郎，有四个兄长，跟契丹人争夺幽州田亩而亡。”
只说争夺，薛大鼎也是拿捏很到位的，因为早年官方从来没有说要消灭契丹人，但是鼓励民间挤压契丹诸部的生存空间，是显而易见的。
契丹人真正从沧州北部地区消失身影，都要到李客师从幽州都督位子上下来。再到后来朝廷财政宽裕，才有了契丹十部灭亡八个的军事行动。
按照朝廷的估计，一代人之内，就能彻底清除契丹在辽河流域的存在，两代人之后，契丹就只是史书上的两个字。
只是毫无疑问的，想要让一个民族成为历史，并没有那么容易。
即便是现在，漠南漠北，依然有着突厥的遗存影响力。若非安北都护府大都护是个相当暴躁的悍将，仅仅是梳理漠北意识，就要填进去三五年的税赋。漠北这种地界，张公谨远没有尉迟恭来得好用，而且尉迟恭威名在外，较之张公谨这种“蹭经验”达人，是全然不同的。
“难怪能在德州有恁多田亩种棉。”
马周微微点头，但又问了一句薛大鼎，“此人在河北江湖中，颇有名声？”
“算是比较考前的，德州的镖客出去，多有报‘德州关老五’的名头。在江湖中，还算好用。便是到范阳，也是认的。”
“噢？”
有些讶异的马周眉头微皱，原本按照历朝历代的惯例经验，河北刀客的存在感应该在大唐开国二十年之后就会趋于消亡。只是毫无疑问的，社会的经济活动，需要他们这些民间武装力量。
便是现在的辽东，随处可见抱剑持刀操持奇怪口音的外乡人。这些人，大多都来自河北、山东、江淮等地。收入比一般人高得多，武力值也是如此。可朝廷在辽东，有时候还会招募一些“勇士”“民壮”，用以维持治安。
对付高句丽余孽，总不能一直用牛刀狂捅，正规军跟菜鸡打久了，也会废。
马周思量了一会儿，用询问的语气问薛大鼎：“对关老五，是招是抚？”
“各有利弊啊。”
一声感慨，道出了薛大鼎的复杂心态。
沧州是在他手上兴旺发达的，固然背地里的勾当多不胜数，但外人看来，他薛大鼎就是有“经济之才”，否则怎么会调他去中央？
想郑穗本，不也是在马周麾下混饭？当然郑穗本现在境界高了，暂时不出仕，“以待天下有变”时候，再跳出来，当然什么时候“变”，郑穗本也没谱。不过他和薛大鼎不同，他郑氏有女郎在狗窝里，就算不做官，日子也不会比朝廷大员差多少。
“陛下在侧，还是镇杀了好。”
在马周下首的诸多幕僚，有人开口如此说道。
道理是对的，但马周不可能现在就做出决断，毕竟德州的事情，不是杀一通就了账拉倒。到时候继续按照现在的政策方针，去抽棉赋，去强行用官方定价“掠夺”棉花利润，没有关老五，也会有马老五。
“杀肯定是要杀的，但……只诛首恶。”
薛大鼎小心地提了个意见，马周依然是思索的模样，但微微点头，显然认可了一个观点。
那就是杀。
不杀人就去安抚，毫无意义，只会让人“得寸进尺”。
但马周也很清楚，安抚靠嘴炮是无用的，得有实利。让渡一部分“利润”出去，河北那些个观望的“刀客”棉农，才会继续老老实实地种地，而不是钉耙换了枪棒，锄头换了横刀。
“羽林军已经到了河南？”
“到了，就在河南，随时都可以奉命进入德州。”
薛大鼎看着马周回话，心中却是凛然，毫无疑问，宰相可以“怜悯”关永河之流的“怨忿”，但不会容忍他们起来跟朝廷对抗。
“拟个条陈，某面呈皇帝之后，即可执行。不过弘文阁先行筹备，恩威并举的事体，都是熟络的业务。”
“是。”
事情既然基调定了下来，那么感性上的偏帮也就没什么卵用，而是要从这个基调上，去谋求自己的好处。
薛大鼎的好处，就是“拟个条陈”，毕竟他“熟络河北”，曾经又是沧州刺史，现在更是主持“环渤海高速公路”修建，“地头蛇”嘛。尽管“地头蛇”很多，偏偏选了他，那当然是老天保佑了。
散会之后，郑穗本找上了薛大鼎：“德州闹事的，怕不止关老五之辈吧。薛公，这次和历朝历代不同，稍有不慎，兴许就是犹如泥沼。”
“老夫如何不知？”
和郑穗本说话时，薛大鼎神情相当的严肃，“但是马相麾下，有人已经提了要镇杀，老夫便不能再开口多言。说到底，镇杀关老五，是永远正确的，谁敢反对？”
官僚是不可能支持暴力对抗自己所在组织机构的民间力量的，哪怕内心是同情的，是怜悯的，但也不能支持。
你支持，就代表你不忠君。
“开口的那个，是谁？”
“看他面善，一时想不起，你刚来，老夫就想起来他是谁了。定州张德立。”
“张行本？”
听到薛大鼎所说，郑穗本愣了一下，便道：“没安好心。”
“河东河北世族出身，不会有人好心好意的。再者，皇帝就算知晓，也不可能真个就去招抚关永河。说到底，谁去闹一闹，朝廷就安抚，长此以往，岂不是谁闹谁吃肉？天下大乱指日可待。”
听了薛大鼎的话，郑穗本也是一时无语，叹了口气，看着薛大鼎也是眼神复杂：“旧年在河北为官，哪里能想到国朝变化竟然如此剧烈。如今做事，都是如履薄冰，唯恐闹出事端。”
“以老夫之见，怕是往后事端会越来越多啊。”
蓦然回首，薛书记很想掐死当年的自己，老老实实做个沧州刺史然后回家含饴弄孙不好吗？偏偏为了做官做大官，勾搭上了某条江南土狗，这下好了，将来要是遇上个厉害的君王，翻出黑历史翻旧帐，怕不是薛家都要被送到西域去吃沙子。
“那……事到如今，薛公以为，德州局面，可会越趋恶劣？”
“会。”
薛大鼎点点头，十分肯定这一点。他来马周这里，从来不是说解决德州问题的，这个不是他能左右的，是皇帝一言而决之。
皇帝只要说朕以后只穿丝绸不穿棉绸，保证河北百姓交口称赞。可惜啊，谁叫“白叠布”能卖出价钱呢？而且相较生丝、麻丝，自从某个地方诞生了好些个品类的棉纺机械之后，棉花加工实在是简单的很。
而且海外利润相当的高，像李道兴所在的交州，原本是没什么消费能力的。然而伴随着交州金银矿、宝石矿、林木资源的开发，棉布在交州，立刻就能交换大量的硬通货。
底层的人用不起丝绸，但麻布防潮、耐存储能力又不如棉布，自然而然的，棉布就成了交州乃至整个南海地区的最大织物消费品。
朝廷在棉花上的利润，首先是官方价强行采购之后，二次发卖之后的利差，其次就是关洛地区也有棉花加工单位，加上“王下七武海”的培养，皇帝也是有自己的船队，随时可以从海盗转型为物流商。
又因为交州广州的兴起，导致官僚团队增加，以及地方“望族”的扩大，这就使得官方生产，确切地说皇家生产的棉布，销路是不愁的。
哪怕质量再差，政府采购从来就只说是达线，而不是说如何优质。
这其中的利润之高，外人根本无法想象。
皇帝怎么可能放弃？内府局怎么可能松手？外朝同样跟着吃肉喝汤，会愿意减免这些棉花补贴，地方的棉布孝敬？
想想也不可能。
就算现在皇帝说朕决定免征棉赋，你们随便种放心种，头一个内心不痛快的，就是外朝官僚，接着就是给皇帝做事的一干公务员，最后说不定连皇帝家奴也要内心不爽。
这一系列的牵扯，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几万人几十万人，所以薛大鼎可以可定德州局面会越趋恶劣，至少最近一两年，肯定是这样的。
他能肯定这个，是因为他能肯定朝廷内部不会松口吐肉。
那末，就算不变本加厉，一通镇杀，再拿政策说要如何削减税赋，也是无用。削减多了，朝廷内部不愿意，削减少了，说不定反而更加刺激河北本地刀客。
因为稍作削减，对这些见过世面的领头人物来说，无异于“人格侮辱”。这就好比赔偿金就给个开元通宝，还说这是诚意。怕不是直接砍的对方半身不遂，下半生生活不能自理。
“若如此，怕是将来沧州，也要破败？”
“破又能破到哪里去？眼下既然朝鲜道成立，东海金银尽数落入朝廷手中。区区河北棉农，一进一出，还是赚的。”
总揽全局来看，干死河北刀客的投入虽大，但整个渤海地区的威权只要还在，什么利润找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