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州基本平定之后，郭鹏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大运河的建造事宜上。
运河公署运行起来之后，在大运河的每个关键折点的确都安排了运河公署的分署。
运河公署内的官员轮流进驻这些分署，督导当地官员建设好大运河，不得有误。
为了进一步确认大运河的建设的确是按照自己的要求在进行，郭鹏还决定在延德十年十一月的时候离开洛阳，从河北一路巡视到江南，亲自巡视大运河的一切。
做得好，赏，做不好，杀。
任何敢在大运河问题上给他扯皮和拖后腿的，部杀掉，绝不留情。
大运河是未来国家的命脉，是魏帝国安然度过小冰河严寒期的最大依仗之一。
有大运河，南北才能沟通，南方富裕的粮食才能紧急支援北方苦寒地区。
其实郭某人也在想，若是自己手上有土豆，有玉米，有番薯，想必也不用那么紧张的搞大开发，搞大工程。
南美，上天眷顾之地。
土豆玉米番薯的原产地，撒一把种子就能等着东西长出来的地方，随便伸伸手都能摘到东西吃的地方。
与精耕细作从地里刨食吃的中国古人比起来，他们真的是太幸福了。
不过，或许也正是因为太幸福了，他们才会一盘散沙，终日无所事事。
天赐之地所养育的未必就是天选之子，而相对苦寒的地方才能磨练出生存意志顽强的炎黄子孙。
或许，正是因为生存并不那么容易，正是因为粮食没那么容易长出来，正是因为美好的时光总是太短，中国人才会不断的强化自己的治理模式和生存方式吧。
一切，或许都能归类为生存的智慧。
一如大运河，一如长城，一如灭蝗，一如精耕细作，一如数千年如一日的治水工程。
要是现在手上有土豆玉米和番薯，郭某人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几乎等同于拿着鞭子鞭策臣民们去赶着修建大运河。
不用争分夺秒，不用和老天爷抢时间，抢人命，抢未来。
只要把这些高产作物散发下去广泛种植，就能抢到未来。
但是他没有。
他没有高产作物。
可就算没有，几千年下来，中国人不还是活着吗？
华夏数千年的历史，不正是数千年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艰难生存史吗？
郭某人不能拿未来去赌，历史上也没有先例可以去追寻，无论是秦汉，还是后来的东晋和宋齐梁陈，都没有治理过如此庞大的疆域和如此庞大的人口的经验。
魏帝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另类，彻头彻尾的历史的意外。
魏帝国走上的是一条被郭某人以惊人的演技和决然的信念带偏了的历史轨道。
这条路最终能走向何方呢？
郭某人并不清楚。
任命太子监国，留下一半的领导班子，郭鹏带着剩下一半领导班子从洛阳出发前往冀州的路上，做出了这样的思考。
春秋时代的人们已经提出了多难兴邦的看法。
而在郭某人看来，多难怎么会兴邦呢？
没灾没难才能发展。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扛过多灾多难并且一直顽强的生存下来的邦国，一定是最兴盛的邦国。
土豆，玉米，番薯，虽然好，虽然重要，但是也并不一定现在就要拿到手里推广出去，而且想拿也拿不到。
现在能从亚洲一路前往南美洲寻找高产作物的大海船能否打造出来还是个问题，就算去了，能否活着回来也是个问题。
希望过于渺茫，寄希望于高产作物是不理智的，是一种懦弱的逃脱的想法。
没有上天眷顾，难道自己便不能生存吗？
郭某人不信这个邪。
一如他当初不相信自己就是搞不定士族政治一样。
科举都通行于世了，科举官僚团体正在蓬勃发展，正在逐渐将士人这个群体取代，这在当时同样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而眼下，自己一手缔造的魏帝国到底能不能凭借万古传承下来的生存的智慧与法则成功扛过去，还有待历史的考验。
至少，郭某人是很愿意相信自己一手缔造的魏帝国和勇敢的人民是可以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生存下去的。
对于人类来说，生存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即使在食物上没有危机，也会从其他的地方出现危机。
或来自自身，或来自外部，总而言之，生存从来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幸，在他所主导的魏帝国里，也不会有人觉得生存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延德十年十一月初六，郭鹏离开洛阳启程前往冀州，士兵五千人和大小官僚八百多人随行，跟着郭鹏一路从洛阳抵达冀州的州治所邺县，这里也是大运河的北极点。
如今，冀州是整个魏国黎庶官员比例最高的一个州，魏郡作为州治所在地，上到郡太守下到村乡长，是黎庶出身。
魏郡郡守刘狄是郭鹏非常欣赏的一名官员，有心让他做出很大的功绩，然后直接提拔到中央做高官，树立一个优秀的典型。
现在看来，刘狄也没有辜负郭鹏对他的期待，他已经快五十岁了，但还是亲自盯在一线努力工作，非常勤劳，没有因为做了两千石太守就放松自己玩忽职守。
很显然，刘狄没有忘记自己一路是怎么走来的，对于现在这个梦幻般的现实，他怀着深深的敬畏和感恩。
他陪着郭鹏一起走在邺县段的大运河工地上，看着那些战俘出身的运河劳工辛辛苦苦的挥舞着各种工具在工地上劳动的时候，郭鹏感到非常满意。
“这些战俘工作可曾乖巧？可有过闹事？或者其他什么逃跑造反之类的？”
“也是有过的，乖巧算不上，但是臣按照陛下交给的方法，分而治之，以战俘治战俘，用乌丸人治理乌丸人，用鲜卑人治理鲜卑人。
选择最勤快嘴巴最甜的做队长，让他作威作福，让他不用劳作，更可以驱使他人劳作，很快，那些战俘劳工就会恨这个人恨得牙痒痒。”
刘狄笑着说道：“咱们的人一般不直接负责管理，而是把任务分派给那些小队长，让他们去干，然后负责按时验收。
验收好的予以奖励，做的不好的就撤掉他的职位，换另一个人来做，而这个先前的小队长总是会被很快的折磨死，如此循环往复。”
郭鹏点了点头。
“很好，如此，则不会引起这些劳工的真正反抗，还能适当的宣泄他们的怒气，让他们继续老老实实的干活。
对了，我听说其他郡县每天都要死掉几个战俘，你这里最少的时候一月才死掉三个，你是怎么做的？”
郭鹏询问刘狄。
刘狄慢慢回答道：“臣并非是怜悯这些人，臣只是感觉到让他们那么白白的死去，过于浪费，很多人明明只要多吃点东西，或者多休息一阵，就能活很久，还能用很久。
却偏要为了省一点钱而把他们早早地累死，这样以后还有什么大工程需要用人的时候，就不得不征发当地百姓服徭役，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农业生产，这不好。”
“嗯，不错。”
郭鹏认可刘狄的说法：“很多地方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只是把目光局限在某一个地方，并未长远考虑本地民众的利益。
这些战俘劳工死的越慢，活得越久，就能做越多的事情，就能解除越多百姓的徭役之苦，这对生产也有好处。
事情总要人去做，有战俘的时候，可以不用征发百姓做徭役，而没有战俘了，就又要征发百姓去做徭役了，这难道不是舍本逐末的行为吗？我以为这是不可取的。”
这样说着，郭鹏立刻把随行的南书房侍读庞统叫来，命他起草一份诏令，发布给天下所有负责管理战俘劳工的官员。
郭鹏要求他们改善战俘劳工的待遇，每天至少要给两顿饭，一顿干一顿稀即可。
然后把战俘死亡数量设定严格限制，严令他们采用轮流上工的方式，以此降低战俘死亡的数量，增加战俘的可持续使用性。
什么地方死的人多了，就要问责。
什么地方死的人少做的活又好，那就要赏。
同时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征发徭役的次数和人数，不准地方政府滥用征发职权，打扰百姓军事训练和日常耕种。
大运河沿线的各地官府更要牢牢记住这个要求，郭某人会一路寻查下去。
什么地方要是遵守的不好，不采取新规来安排工作，把郭某人辛辛苦苦打仗打回来的一百万战俘给祸祸完了，谁就要负责。
对了，住宿条件很差的也要改善，住宿条件太差，容易引发瘟疫，要是什么地方因此发生瘟疫，郭某人就要了他们负责官员的脑袋。
可以说做皇帝那么久，没有人比郭某人更清楚瘟疫的可怕了。
虽然郭某人一直都在力主推进人民养成生活卫生习惯，但是这些年来，小规模的瘟疫传染就和小规模的蝗灾一样，还是难以避免。
有些地方会发生小规模的传染病，然后被当地官府及时察觉，立刻隔离，从而将危险隔绝。
这种传染病一旦爆发，往往不知道来源，也不知道怎么治疗，隔离之后，用不了多久那些病人就会部死掉，然后烧掉他们的尸体，这次传染病的爆发就结束了。
不明所以。
亲眼见了很多次这样的案例，郭鹏就感觉到，古时候的瘟疫，绝非那么简单的事情。
很多可能现代也有的大规模传染病在古代也爆发过，只是当时的技术手段不可能让古人知道他们患的是什么病，是如何起源的。
但是如何结束时肯定可以确定的——病人被隔离死完了，瘟疫就结束了。
郭鹏手上没有显微镜，没有现代医疗设备，没办法从病毒和细菌层面去研究这些传染病，除了隔离之外，真的也没什么办法去应对这些突发传染病。
因为讯息传播的问题，很难找到零号病人询问他做了些什么，传染源和传染链根本无法确定，他们能做的，只有隔离。
大医馆的医师们试图从病人死亡的病症中找到点什么线索，用点什么药，但是意义不大，最终那些得病的病人基本上都死了。
留下来的只有大医馆的记述。
郭鹏要求大医馆把每一次传染病爆发的时间地点人数还有病人的病状和死状都完整的记录下来，一式三份，分别保存，留待后人考察。
不过到目前为止，或许是郭某人的准备比较充分，或许是魏帝国的运气比较好，暂时没有发生随着往来商旅和人口流动而发生的大规模流动性瘟疫。
因为郭鹏给地方基层官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普及传染病的概念和隔离的重要性，基本上每次发生传染病的时候，地方官员都能比较快的反应过来进行隔离。
这无疑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