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儿都是关心则乱。
尤其人还有惰性，往往和外人打交道的时候，才愿意多考虑一下行事的方法。
而牵扯到至亲之人，却不愿意拐弯抹角，深思熟虑，往往随意直白表露性情。
这就导致“远香近臭”的现象普遍。
许多人都是在外人眼里和蔼可亲，和自己的亲人相处却矛盾重重。
松本庆子和她的父亲也是这样的。
父女俩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固执性情。
让他们既是这个世界上性格最相像的人，血缘关系最亲密的人。
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易发生言语误解和矛盾冲突的人。
以至于他们明明为对方着想，但最终各自的付出和努力，却总得不到对方理解和体谅，也难有理想的结果。
当然，最难的其实还是松本庆子的妈妈。
作为传统的日本女性，她完全以夫为纲，大多数的事儿，对丈夫的话几乎从来言听计从。
但她身上还有唯一的例外，就是心疼自己的独生女儿。
常言道，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一旦涉及到和女儿有关的问题上，她就成了敢和苍鹰决斗的母鸡，哪怕丈夫也不例外。
于是她就永远是左右为难，两头不讨好。
不是被丈夫责备，就是被女儿埋怨软弱。
无论怎么努力去消除丈夫和女儿的隔阂，想让家里和美平安，可最后结果总是强差人意。
不过这次有了宁卫民给出的主意，事情似乎不一样了。
通过母亲提供的消息，松本庆子直接让自己的财务代表渡部满联系上了那些逼债的债主。
条件商量的非常顺利。
要知道，这些人只要有钱收，能够避免本金的损失，甚至都愿意在利息上打个折扣。
对于松本庆子代为偿还债务，简直大喜过望。
别说不排斥配合一下，暂时瞒着债务人。
有的人甚至还愿意配合演戏，主动给松本庆子的父亲打了电话。
大概意思是表示相信韩英明的能力，所以帮他申请了两年的债务延期，好言宽慰了一番。
于是，这件事一处理完，难得有了圆满的结果。
松本庆子一家三口，无论是谁，都大大松了一口气。
被蒙在鼓里的父亲自然是高兴。
他庆幸天无绝人之路，对企业的未来又有了积极的态度。
了解内情的母亲则重获安心。
在为生活恢复平静安宁感到舒心的时候，她更为女儿的聪慧而宽慰。
觉得自己除了丈夫之外，还多了一个依靠。
就连松本庆子也为自己能尽了孝道，而成功避免了和父亲再起争端感到高兴。
自然，她会为此对宁卫民心生感激，更增好感。
然而即使这样的大好事，也没能让松本庆子始终把好心情保持下去。
因为第一，临近年底，除了红白歌会的彩排进入要紧阶段，而且需要应酬的事情也逐渐增多。
她的情感，忘不掉他们十指相连的奇妙滋味，内心极度渴望尽快和宁卫民再度会面，可时间却真的排不开。
与求而不得，这样的落寞和无奈怎么能让她开心得起来？
第二，越是动了感情，松本庆子就越关心宁卫民的生活处境。
宁卫民收下了她送的手表，恰恰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所收获的那份喜悦促使她，希望在更多的方面帮助宁卫民改善生活。
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工作问题。
松本庆子知道日本对于外国人打工是有很多政策性限制的。
在她的理解里，宁卫民在书店和房产中介两处打工，完全是生活所迫。
这样的生活重担下，两个人交往的时间和地点都会受到严重的限制。
所以她很担心，因为自己会给宁卫民带来许多烦恼。
于是她左思右想，还是想越俎代庖，帮助宁卫民寻找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
哪怕有可能伤了他的面子，让他光火也顾不得了。
先把事情办妥了，最多事后再撒撒娇，恳求原谅好了。
谁让她年岁稍长呢，她愿意哄着他……
再说了，这样的办法还是他教给自己的呢。
他总不会自相矛盾，认为这样的办法是错误的吧？
第三就是事业上的麻烦事儿又来了。
果不其然，让原田美智子说中了，深作欣二把《火宅之人》的妻子角色给了石田亚由美。
这还不算，为了让松本庆子担当另一女主角叶子。
深作欣二自己遭到拒绝，纠缠无果后，请出了松竹映画如今的掌门人迫本淳一来恳求松本庆子答应参演，开出片酬五千万円。
迫本淳一是1977年接任老社长城户四郎的职位的。
松本庆子正是当年再其大力扶持的《事件》一片中，改变了青春玉女的戏路，才从此大红大紫。
几乎可以说，是这位社长一手把松本庆子捧到了当今松竹“一姐”的地位。
所以对于他的请求，又是这样几乎等同于男主演的片酬。
松本庆子是不好断然拒绝的，只能答应考虑考虑，否则就要背负忘恩负义的指责。
可问题是，这部片子的内容是反应一个中年的无赖作家婚外恋的混乱生活的。
叶子这个角色，更是存在有大量的激情裸露戏，远超松本庆子过去所有拍摄过的电影。
但现在的她心里已经隐隐有所归属，她会不由自主地从宁卫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难免会担心宁卫民对此事的反应。
她既不知道是否应该和宁卫民谈及此事？
又担心宁卫民得知此事后的反应？
所以她对宁卫民，是既思念又想念，但偏偏见不到，而且还有点怕见面。
瞧瞧，这是有多么让人为难，让人苦恼呀……
至于宁卫民，自台场一别后，松本庆子的留在他心里的倩影也更清晰难忘了。
甚至松本庆子手指甲的光润和指尖留下的香味，都带给他无穷的回味和遐想。
特别是有时候晚归，看到大街上男男女女的嬉笑和搂抱。
他总是莫名其妙的就想到了松本庆子。
因此谁要是说，宁卫民不想主动打电话约会松本庆子，还想故作沉稳，那真是瞎掰。
可问题是，重要的事儿都在十二月份接踵而至，他的时间安排其实比松本庆子还要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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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是为推广拉杆旅行箱参加展览会的筹备工作。
别看十二月中旬展览会就要召开了，可在东京能办这事儿的就宁卫民一个人。
展品得由他亲自去海关办手续取。
分发的资料、平面广告，全得他自己去跑，去弄。
另外，展览会召开场地，东京流通中心第一展示场的参展手续也得他亲自办理。
什么电费、入场费、保险费、抵押金、参展证、安全、消防责任书，全得他一个人来。
想想看，正常情况下，这是参展公司和搭建公司两个公司三四个人的工作职责。
如今他一个人全都包揽了，能不忙乎得四脚朝天吗？
要说多亏这次宁卫民只是想趟趟路的小打小闹，没把声势往大了整。
如果他不是租一个三乘四的现成铝料摊位，而是自己找展览搭建公司出特殊设计图纸，然后干木、美、电的活儿。
那非得把他累趴窝不可，是绝对忙乎不过来的。
其次，宁卫民还得抽空兼顾惠文堂书店和坛宫饭庄的装修监督工作呢。
虽然说日本工人干活有老板带着，进度和工作量都是按照计划一板一眼的进行。
绝没有偷奸耍滑的毛病。
可时不时他也得去看看。
毕竟餐厅的装修太重要了，真要万一出现什么影响实际使用的问题，开业又得延迟。
而且只有他经常出现在施工现场，才证明对施工质量的重视。
否则的话，就会给制作公司造成其实无所谓的误解。
可想而知，就是再认真的人，也会降低责任心的。
另外，哪怕就是这么忙，还有额外的干扰出现了呢。
这主要是来自于前一段时间，宁卫民好心帮香川美代子的忙的后遗症。
或许是他这样既有气质，又有颜值，更具学识的小鲜肉实在太出众了吧。
哪怕他是外国人，但他在销售二手房方面居然颇具潜力。
说来，他总共抽空帮香川美代子接待过六个客户，除了松坂庆子和一个糟老头子的生意没做成之外。
其他的四个客户居然都走到了最终交易的地步。
那些富太太或者某些大人物的情妇，好像对宁卫民没有什么抵抗力，不论想买还是想卖，被他忽悠的满心欢喜。
以至于香川美代子和左海佑二郎主动给宁卫民送来了总数一百万円的酬谢，而且正式提出希望大家保持合作，就这么干下去。
对此，宁卫民也只好敬谢不敏了。
不但最后钱没收，还请两个人吃了顿饭。
可正因为坚定不移的说明，自己实在没时间搞副业。
反而弄得这对极力劝他改变主意的未婚夫妇还挺失望的。
最后，更重要的是，12月8日，邹国栋也从京城飞过来了。
宁卫民作为这件事的始作俑者，而且在东京的唯一联络人，那是必须要去接机的。
并且还要为邹国栋做出其在日工作生活的一系列安排，以促成最终的合作。
那可想而知，他也就到了分身乏术的地步了。
又哪里有时间去跟松本庆子联络见面呢？
说句不好听的，邹国栋在日期间，他不但白天的时候他有事忙和了，就连夜里也没工夫琢磨大美人了。
可话说回来，这又能怪谁呢？
还不是他自己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连搂带扒拉的，自己给自己找了这么多事儿吗？
所以他也没的抱怨，自己拉的屎自己吃吧，全是活该啊。
何况要说句实在话，人家邹国栋才不乐意跑这一趟呢。
出国虽然是好事，能见见外面的花花世界。
可这趟外差邹国栋也清楚，自己不过是个摆设，操纵木偶的线头都捏在宁卫民手里呢。
对他这样心高气傲的人来说，还不如留在京城专心当实权副总，把自己该干的事儿打理好呢。
更何况宁卫民使人狠啊，脸皮也厚。
这小子专门给邹国栋打了电话，让他别带行李。
说一切都在东京给他采购，只把他需要的东西弄过来就行。
结果光这小子派人给送过来的，需要邹国栋帮忙带出去的东西，就满满三大箱子。
看样子，光托运费预计就得多花一千多块。
纯粹把他当“力本儿”，一个国际搬用工用了。
要不是运送这些东西的箱子，是华夏这边试制出来的拉杆旅行箱样品。
而且还惦记着亲眼见见这宁卫民，从他嘴里掏出几句有关日元前景的实话来。
邹国栋才懒得帮这小子这个忙。
总而言之吧，正因为以上这些客观情况。
当邹国栋和宁卫民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再度重逢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多少胜利会师的感受。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倒是有点，但那是因为俩人见面含冤带气，比较狼狈导致的。
别忘了，受宁卫民的嘱托，邹国栋可是带来三个大箱子，东西太多。
出了海关，不会日语的他就没法动弹了，只能原地不动守着行李死等宁卫民。
甚至因为习惯性的掏了根烟抽，还被罚了一万日円。
可宁卫民这家伙呢，偏偏因为太忙忘了时间，把邹国栋今天来的事儿给忘了。
迟到了得有四十多分钟。
再加上他是从施工现场赶来的，沾了一身的灰土都没注意到。
而因为着急，怕邹国栋生气，跑得四脖子汗流，外加气喘如牛。
于是，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在许多日本人和欧美人的共同注视下。
这两个皮尔卡顿公司的华夏高管，就像国际民工一样的见面了。
没有握手，没有拥抱，见面礼节非常简洁。
因为除了宁卫民点头哈腰，满脸尴尬的讪笑之外。
也只有满面寒霜邹国栋，从嘴里蹦出了一个韵律简单的字眼儿。
“操！”